告别思想的牢笼

【资料图】

文：万壑松、少年X 编：先知书店

那些看似不可一世的君王与将相，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，不得不大书特书；一旦放至思想史之中，他们便立即显得如此微不足道，可见“思想的牢笼”之外，还有更广袤的思想。

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，在《哲学研究》中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批评：

他认为，几千年来，哲学家们始终围绕一些古老的问题争论不休，但却越吵越糊涂，就像“困在瓶子里的苍蝇”找不到出路，根本的原因在于，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一种“偏食症”——“只用一类例子来滋养思想”。

这话什么意思呢？

维特根斯坦对哲学家们的批评，主要集中在他们对语言功能、词语含义的偏食上。

他指出，传统哲学家的主要问题，是将语言的众多功能之一：“给事物下定义”，偏执地认定为语言的本质。

正是因为这种对语言功能的“偏食”，让哲学研究脱离了日常和现实，变成了“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概念大厦”。

但其实，语言一旦回归到特定的语境和问题脉络中，其功能与含义就远比哲学家们的想象，更丰富、更多元。

比如，一个在沙漠中迷路的人，对远处的骆驼队高声大喊：水！——很明显，语言在这里的功能是求救，而“水”的含义是：“我很渴，请给我水解渴”；比如，有人看完一本书，在评分网站写了一个“水”字，这便是调用了语言的批评功能，词意也就成了：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次；

而长官对着士兵大喊：水！——这便是在下命令了，“水”的含义很可能与训练、作战的准备有关。除此之外，语言还可以用来编故事、读故事、演戏、唱歌、猜谜、解一道应用算术题、感谢、谩骂、问候、祈祷......

在维特根斯坦看来，语言的任何单个功能，都不直接等同于它的本质。要真正理解语言，必须“综观”它的各种功能和用法——既要看到其中的差异，又要看到其中的联系，从而整体地把握语言的全貌。

维特根斯坦借此告诉我们：

能够改变看特定事物时的面相，是拥有理解能力、并最终达成理解的原因，而关键就在于——“用不同的例子滋养思想”。

真正的无知，是思维方式的贫穷。可以说，这既是避免“偏食症”的最好办法，也是人类在这个高度复杂、多元化的世界中，最不坏的一种思维方式。

▲很多时候眼睛看到的，只是我们想看到的

▌人对世界的想象，跳不出自己的思维框架

在《穷查理宝典》一书中，查理·芒格曾反复提醒他的读者：

“手里有锤子，看什么都是钉子”。

他的意思是说，人对世界的想象，跳不出自己的思维框架。

框架越少，想象空间就越小。当头脑里只剩下一种思考框架时，人就不可避免地要拿着这一套框架，往所有的现象上生搬硬套。

所以，他一再强调，跨学科阅读对思维纠偏的重要性——这和维特根斯坦对“综观”的重视，本质上如出一辙。

但是，越重要的东西，往往越反人性。

今天，无论是以知识为业者，还是普通大众，都活在各自的偏狭中。

除了缺少“综观”的思维方式以外，我们还受到一种“隐形力量”的支配。

比如，很少有人意识到，在知识、思想与现实这三者之间，正在发生四种前所未有的割裂，整体上表现为共识破碎、价值对立、漠视现实，而具体到个人，则是一种新的无知：思维方式上的贫乏、单一。

思想太抽象，因此它的重要性不易被看见，但推动人类文明向前的“第一因”，却非它莫属。

无论我们将文明史上哪个历史事件、智力成果拿出来，只要不断抽象、不断向上追溯，最终都不得不在某个思想面前停步。无论王朝政治、军事史，还是人类众多学科的发展史，思想始终是那个隐藏在背后的“最终解”。

也正因思想的源流太深，立足点太高，人类对它的把握，常常很吃力；而思想史，又漫长到足以滋生各种误解。

以上种种误解、割裂的产生，总结起来，有三个主要原因：

1. 工业革命后的知识大爆炸、学科大分工，使得通识阅读需要横跨几十类学科，成为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，往往需要穷尽一生。

2. 思想史是一面纵横交错的巨网，而学习趋势却向碎片化演变。人们头脑中“点状知识”增多了，但却无法连接成线与面，误解、割裂因此很难避免。

3. 思想很抽象，且历史漫长，理解起来不易，但却总有“魔鬼”，滥用思想，甚至将思想包装在高尚的名义下，让误解加剧。

这三点，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：由于缺乏对思想、对思想史的“综观”，而陷入了一座座无形的、思想的“牢笼”。

吊诡的是，尽管解决方案一直很清晰——写出一部用思想统摄所有学科与历史的“思想史”——但是，在天才辈出的现代社会里，却至今没有出现这样一部著作，原因就在于，其诞生条件非常之苛刻。

▲很多人看似在前进，其实是在自己的思维里转圈

▌ 破除误解与割裂的三大条件

要写出一部能够破除误解、弥合割裂的思想史著作，现代的史学观念与方法论、当代的问题意识、天才的作者，这三者缺一不可。

◎ 条件一：历史学必须走出传统史学的桎梏，为现代思想史的出现奠定观念和研究工具的基础

任何历史研究，都受制于史学的进展。尤其是一本统摄人类所有历史与学科的思想史，其研究进路，必然仰赖于对应的史学观念与方法。20世纪30年代，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所掀起的一场史学革命将人文、社会，甚至自然这三大学科融为一体。

由此，历史学研究的主体，从王侯将相、政治军事，扩展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，治史方法、研究工具也不断革新、完善，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，奠定了观念以及方法论的基础。

◎ 条件二：作者必须立足当下社会，对影响人类最深远的20世纪，有深刻的反思

尽管20世纪之前的历史绝不平淡，甚至可以说波澜壮阔，但在“大事件”与“大事件”中间，往往隔着成百上千年的平静岁月。

就事件发生的密度、烈度而言，20世纪是个极其鲜明的分水岭。人类历史走至此，像被上帝突然按下“倍速键”，仅百年的时间里，密集地塞入了烈度相当于此前所有历史总和的一系列大事件：

1914年，第一次出现裹挟整个世界的战争；

1918年，第一次爆发全球性的大流感；

1928年，第一次掌握对抗微生物的能力；

1929年，第一次出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；

1945年，第一次拥有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器；

1962年，第一次出现全球网络的概念；

1969年，第一次登录地球之外的星球；

1996年，第一次掌握克隆生物的上帝能力......

这一系列重大的技术、秩序变革背后，还隐藏着人类几千年来，最严重的一场精神危机：

通过科学，人类陡然意识到，“真”是事实判断，“善”和“美”是价值判断，而所有的价值判断，都依赖某种前提预设——这种预设科学无法证明。因此，尽管20世纪的科学，在“求真”上一路向前，但对何为善、何为美，人类却陷入了严重的相对主义、虚无主义——这被大哲学家哈贝马斯视作“人类精神总体性的分裂”。

更糟糕的是，“上帝死后”，世界只剩下了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规律，不再蕴含终极价值，人类必须自己回答，生存的价值究竟是什么。

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，20世纪出现的众多思想、制度、技术，很可能已经将人类的历史分为了上、下半场。在21世纪，乃至更久远的未来，我们仍将被20世纪这100年的惊人变量所塑造——因此，它的思想遗产、灾难教训，必须被我们一再拿来出审视、反思。

当然，这也意味着，为思想史立传的重任，必须也只能由一位生活在当代的学者来完成，而人类历史上那些罕见的天才、通才，如狄德罗、康德，因为出生于20世纪之前，未能看见这100年惊人地展开，因此即便他们的著作保罗万象，也很难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。

▲人类文明的根基，建造在一个千疮百孔的体系之上

◎ 条件三：一位洞察深刻、知识广博、语言精彩的天才作者

除了以上两点以外，思想史的写作，还仰赖天才型的学者：他必须同时具备跨学科的知识、不俗的叙事技巧，以及必不可少的洞察力。

首先，因为思想太抽象，看不见摸不着。在写作思想史时，作者无时无刻都要面对一个难题：如何将“描述事实”的史料，提炼成有价值的思想——这无疑非常考验作者对史料的阐释能力。

比如，史书上对人类使用石器的记载，更多是它如何用来捕猎、捣碎食物等事实描述，但是在人类250万年的思想历程中，如何赋予石器一个位置和意义，却需要作者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。

其次，思想史的内在逻辑，纵横交织、极为复杂。要在千头万绪、相互勾连中，梳理出一条前后连贯的脉络，作者必须有极为广博的知识做支撑，才可能做出“不失之偏颇”的判断。

比如互联网的出现，其背后的思想脉络既和技术进步有关，又和政治军事的需求有关，同时还离不开学术的、商业的推动——其中任何一个角度都不等同于技术这一事实层面的互联网，作者对此必须“综观”。

此外，抽象的思想、漫长的思想史，极易写成枯燥的学术考究，而“知识融通”却是个普遍的社会需求。因此，一位天才的思想史作者，还必须具备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语言组织能力。